【文/ 斯蒂芬·罗奇】

我在耶鲁大学教授“下一个中国”课程快有十个年头了，这门课程的关注重点是现代中国艰难的经济转型问题。它是移动的靶子，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捉摸不定，然而，特朗普政府瞄准的却是旧中国的死目标（对想复活旧美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目标）。特朗普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不连贯性，及其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所有潜在严重后果，都是上述脱节产生的不稳定副产品。

我的课程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应对挑战的紧迫性开始，但主要关注重点，还是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如何给习近平主席带来四个过渡期的当务之急：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增长转向越来越由国内私人消费驱动的经济；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剩余储蓄转向吸收储蓄，以便为中国迅速老龄化的中产阶级所亟需的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 从进口转向本土创新，这对中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小康社会”的目标有最终决定性意义。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这四个过渡期挑战汇集到一起都是令人生畏的。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是混合型政治经济，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而且共产党和充满活力的私人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总在不断变化。的确，它是非常棘手的平衡术。

我们的总统先生总是自信满满的样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把从“旧中国”到“下一个中国”的转折点定在2007年初，当时的温家宝总理正确地判断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个著名的“四不”引起了中国内部的激烈辩论，并导致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以及一系列新战略规划和改革措施的出台：第十二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分别是2011－2015年、2016－2020年），还有（2013年底的）所谓“三中全会改革”。

尽管西方对中国提出各种批评（更不要说现在华盛顿特区沸沸扬扬的两党政治焦虑），但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在通向“下一个中国”的道路上进步凡非。中国的中产消费者开始活跃，服务业已经成为日益强大的增长引擎。中国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已经消失，这一趋势对国内经济所需的吸收储蓄至关重要。而且，从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到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突破，自主创新的迹象无处不在。

诚然，和所有经济发展传奇故事一样，2007年以来中国的进步之路并不平坦，其间出现了新的挑战。温家宝的“四不”为界定暗藏着的陷阱提供了有用的方法。不稳定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威胁，其突出表现是中国对债务的贪婪，它引发了一场激进的去杠杆化运动，为的是避免出现可怕的日本综合症。不平衡持续存在，突出表现是私人消费仅占中国GDP的不到40%，而要解决这一缺口，只能是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尤其是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地区差异持续存在，与之相伴的是收入不平等加剧，这些都是缺乏协调的明显表现。而且，虽然近年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环境退化仍然是中国具挑战性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问题。

而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的贸易冲突是一个新的、重要的持续性挑战。尽管多年来一直否认，但再无疑问，美国正在实施针对中国的两党遏制战略。从不断升级贸易战，通过将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使贸易政策武器化，到特朗普“命令”美国公司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副总统迈克·彭斯宣布新“冷战”，美国的政治机构戏剧性地从把中国视为一个机遇，变为把它看成生死存亡的威胁。公共情绪亦步亦趋，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美国人不喜欢中国，比2018年上升了13个百分点，算是皮尤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对中国最负面的评价。

且忘掉这种转变是否合理。我不太像大多数人那样，担心所谓的中国威胁，但我理解那些怀疑者的恐惧和焦虑。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指控的价值，而是特朗普解决这些问题时的政策极度不连贯。

被愤怒驱使的美国总统似乎并不了解，双边贸易意味着当一方对另一方加征关税时，对方迅速进行报复是有可能的。他的政府看来也不理解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未达平均水平的国内储蓄以及多边贸易不平衡之间的关系。相反的是，美国在自身缺乏财政纪律的同时，却用以中国为中心的双边办法来解决多边问题，这注定导致美国与全世界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特朗普希望扼杀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而不是把华为当作5G通信的合法竞争对手。更不要说由此导致的价值链中断了，它给美国的供应商造成巨大伤害，而且，针对华为并不能解决美国自己5G能力明显不足的问题。

这让人不由想起唐吉诃德，特朗普就是在大战风车。他的政府所抨击的，是“旧中国”的过时观念，这只会使它声称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化。金融市场已经开始意识到某些事情不对劲了，美联储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危险时期，美国从来都不是一块绿洲。我认为这次也没什么不同。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Flailing at China”（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