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4日，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会议正式同意扩大“清迈倡议”多边化融资模式适用范围，使之不仅适用于金融危机，也适用于传染病大流行和自然灾害发生之际。

自2008年“清迈倡议”提出后，就一直作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扩大适用范围，意味着在面临非传统安全风险时，区域内的国家将能够更灵活、更有效地利用这一机制来应对挑战，体现了东盟与中日韩国家间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决心。

特朗普此番全球关税大战，引发了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中国在坚决反击美国关税胁迫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深度探讨，在全球贸易体系、金融体系被动摇的当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参照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形成的道路吗？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呼声日渐高涨，中国将如何发挥好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器作用？

就这些问题，观察者网连线曾经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路线设计的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根基被动摇

观察者网：关于贸易战的本质，年初您在接受我们的“问诊2025中国经济“ 对话时曾经谈到，中美贸易战是民族国家利益和全球化趋向之间的矛盾冲突。近期特朗普将加征关税范围扩大到全球，您怎么看呢？

曹远征：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0周年。80年前二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全球主要大国讨论战后秩序安排，形成了雅尔塔共识。

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治理体系，表现在国际政治制度安排上就是联合国的成立，形成了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的一国一票来决定国际政治军事大事的协调机制；表现在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上，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两个支柱：一是自由贸易原则，建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二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以一国主权货币做为国际货币的金融机制。

二战后，为什么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治理体系？这是人们深刻反思二战前短短20年爆发两次大战的结果。二战前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单边成双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安排，体现在国际经贸上就是以争取顺差为目标的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 

1930年，美国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来自全球的2万多种进口商品征收史无前例的高额关税，引起全球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报复，关税战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形成德国纳粹崛起的温床，进而成为了战争的策源，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为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就必须铲除战争的策源，建立起持久和平的机制。其中，开放市场、自由贸易至关重要，全球开始建立相互减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制度，这也是《关税贸易总协定》成立的原因。

相应地，如果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在黄金受自然资源约束而供给有限的情况下，用一种信用可靠的主权货币做为国际货币，既可以作为价值尺度从事国际贸易，又可以及时提供流动性，使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弹性，避免因国际流动性短缺带来国际收支危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瑞士日内瓦总部

到了1995年，随着冷战的结束，《关税与贸易总决定》已经覆盖到全球128个国家。1996年，WTO世界贸易组织代替了关贸总协定。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相比， WTO 不仅是商品贸易自由化，而且是生产要素贸易的自由化，即投资自由化，并由此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

经济全球化使很多国家都亨受了发展的红利，从而不仅加快了全球经济增速，而且使全球贸易增速快于经济，全球金融的增速又快于贸易。于是经济全球化又以投资自由化为特征，使全球进入了金融一体化的新阶段。

与之相适应，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于1973年崩溃，美元虽然不再与黄金挂钩，但仍然是国际货币。换言之，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华尔街仍然是标竿。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美国因此也就成为这一体系的领导国家，在国际政治上是世界警察，在国际经济上是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金融上是国际货币的提供者。

然而，这次特朗普对等关税全然不顾这一切，以美国优先为宗旨，与自身当年所倡导的原则彻底背道而驰，不仅背离了二战以来世界努力的方向，而且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根基，陷世界经济于碎片化，置国际金融于动荡之中，使“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处于飘摇之间。

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为特朗普对等关税的设计上。不同于—般意义上的关税税率对等，特朗普关税对等的是对象国对美的顺差，亦即是对等美国对对象国的逆差。美国的逆差越大，对对象国征收的关税税率就越高，其计算方法大致是美国逆差占该国进口的比重除以2。

这种征税办法严重破坏了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旦提供税率优惠，第三方自动享受的普遍优惠原则，即便和当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相比，特朗普的对等关税也更有岐视性，从而更加变本加利，以一对一的国与国谈判挑战着诸如WTO等具有一致性原则的国际贸易秩序，从而更具伤害性。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以争取顺差、消灭逆差为目标的对等关稅，从根本上动摇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必须对外保持逆差，没有逆差，对方手上没有美元，美元就不成为国际货币。美国持续而稳定的、可预期的国际收支逆差机制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条件，是国际货币主权承担国的国际义务。而特朗普的关税战，为世界经济蒙上了衰退的阴影。

其次，对等关税推出以来，已经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股市暴跌，国债收益率飙升，美元指数下跌同时发生的现象。仅美元指数就从年初的高点下落了9个百分点，速度和幅度为历史罕见。这种“股债汇”三杀的局面不仅仅反映了金融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心，也表明了人们对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信心的动摇：美元还能不能作为可靠的国际货币，成了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金融动荡，引发的就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且是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其烈度有可能会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于是，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加重了世界己出现的去美元化趋势，有关国际货币体系重塑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引人关注。

总结一下，这次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是对全球性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撼动，不能仅仅视为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同理，也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它意味着，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经济金融体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根基正在被动摇。这是我们过去80年来未曾见到的。

人民币的机会来了，一些货币盯住美元的规律被打破了

观察者网：您讲得非常深刻。重塑国币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人民币的机会来了？

曹远征：人民币的国际需求确实在上升中，事实上，在全球前列的经济大国，尤其是贸易大国，其货币都有国际交易的需求。目前中国己是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人民币自然也被跨境使用，尤其在货物贸易上，跨境货物贸易结算因此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形式。

然而，一种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虽然可以始于贸易，但不能止于贸易，换言之，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上，而应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融资工具，还应广泛地进入非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成为储备货币。

特朗普这次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如前所述，正在动摇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基础，国际货币秩序重塑问题浮出水面。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的国际需求也不再仅局限于贸易层次，出现了在国际金融市场投融资和储备的需求，促使着人民币国际使用全能化。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来了。当然，这也意味着会对中国金融带来巨大挑战。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次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导致了美元贬值。目前美元指数已经掉到98左右，前两年美元指数一度涨到114（2022年），现在下降了16个百分点，其中今年就下降了9个点。

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元指数大跌至100以下

一般来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就是，美元是锚货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表现为各国货币都是盯住美元的，如果美元指数涨，那就意味着各国货币会出现贬值，反之，各国货币会升值，呈现出同升同贬的一致性。

但是你看看最近的情况，不一致的变动出现了，美元在贬，其他货币有的在升，但也有货币还在贬。这说明过去不少货币盯住美元的惯例被打破了。

就拿人民币来说，美元在大幅贬值，而人民币也有略微贬值。以往通常是美元贬人民币会升，但人民币这次没有升，这种情形只会导致一个结论：即人民币与美元锚的关系相对疏离了，人民币的汇率变动更多是由中国自身独立货币政策所主导的。

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

同理，在特朗普宣布加征对等关税之后，美元指数下行，但不少货币的汇率并未同步相向变动。这就说明，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化，跟美元的变动关系已经不是很紧密了。这意味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锚作用的弱化，可以视为是我们刚刚解释的特朗普加税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的表现，预示着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性动摇。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根基性动摇意味着重塑国际货币秩序己成为迫切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特朗普加征对等关税的冲击下，国际货币秩序开始紊乱，全球秩序正在碎片化，重新恢复难度很大。那么，现在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顺应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要求，形成区域性的货币金融秩序，而亚洲，至少东亚地区又首当其冲。其中，人民币作为该地区的国际货币已经成为现实的选项。

东亚经济金融合作：从日元到人民币

观察者网：那么，如何理解亚洲，至少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新秩序前景呢？走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形成的道路有可能吗？

曹远征：当下，在“一带一路”沿线，尤其在东亚地区，人民币货物贸易的跨境使用风头正劲。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久存于东亚地区的“货币原罪”，它被认为是二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肇始根源。所谓“货币原罪”，体现为三大错配:

其一，东亚地区国家基本都是出口导问型经济体，除与区域外进行贸易外，相互之间的贸易也占很大比重，甚至达到整个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50%。但无论区域外还是区域内部贸易，都是用第三方货币结算，而且主要是美元。如果一旦第三方货币比如美元出现问题，不但区域外，区域内相互间贸易都无法进行，出现了“货币错配”。

第二，东亚地区又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需要大量的长期投资，但是流入东亚地区的资本多半都是快进快出的短期资本，这会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长期资本的需求和实际流入的短期资本之间的期限不一致，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策源，出现了“期限错配”。

第三，东亚地区受儒教文化影响，居民都比较勤俭，储蓄率比较高，但却因金融基础设施落后，储蓄并没有被当地金融机构所动员，而是流向境外，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偏高且基本都是美元，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于是，东亚地区的储蓄被境外金融机构所动员，反过来又转成为境外直接投资投向东亚地区，出现了储蓄和投资的“结构错配” 。

由上，可以看到东亚地区以三个错配为代表的货币原罪，核心是本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安排不靠本地区货币，而高度依赖于区域外货币，也就是美元的稳定供给，金融安全因此系美元于一身。为了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本币化诉求应运而生，用本地区货币来纠正三个错配，创造更加安全的发展条件成为迫切需要。

我们看到，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东亚地区本币化的呼声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日本是东亚经济的火车头，形成以日本为头雁的东亚产业雁阵模式，日元的国际化由此就被首先提了出来。日本也曾为此做过一些相应的安排，例如日元的“黑字环流计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政策的短视，日元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反而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